針對前眾議院議長馬丁·羅慕亞德斯（Martin Romualdez）涉嫌捲入防洪醜聞一事的調查，已從政治層面升級為對制度公信力的重大考驗。監察專員聲稱他是一項560億披索回扣計畫的「疑似主謀」，而桑迪根巴揚法院（Sandiganbayan）在初步階段即發出禁止出境令，更將事件從指控層次推升至問責層次。

但真正的問題不在於案件文件本身，而在於後續的跟進：調查人員能否追蹤資金在各項目、資產及企業關聯之間的流向，包括Marcventures、Bright Kindle及Prime Media等公司——這些公司的治理變動與財務異常均引發外界審視。隨著公眾耐心日益耗盡，公信力如今取決於一個結果：對資金、權力與申報資訊進行法證式、以證據為本的對照核查——任何低於此標準的做法，都將印證的不是正義，而是刻意的遮掩。

菲律賓防洪醜聞於2025年7月正式浮上檯面，如今已從公眾憤慨升級為對制度完整性的嚴重威脅。監察專員辦公室已將前議長馬丁·羅慕亞德斯列為與幽靈工程相關的560萬披索回扣計畫「疑似主謀」。

桑迪根巴揚法院發出預防性禁止出境令（PHDO），雖不代表定罪，但卻是實質性的升級：國家不再將羅慕亞德斯視為需要約談的證人，而是將這位前議長視為受調查對象，其行蹤、資產及相關解釋，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均與調查的完整性息息相關。

預防性禁止出境令在案件仍處於初步調查階段時，應監察專員申請而獲批准。羅慕亞德斯此前已獲准出境進行血管成形術手術，他否認主謀策劃該計畫，並聲稱國家預算程序並非由議長單獨掌控。

此次調查的範圍可能不僅限於羅慕亞德斯。公眾的不滿源於菲律賓可預見的政治慣例：聳人聽聞的指控、電視上的作秀表演，廣泛的公眾憤怒來自顯而易見的本地模式：高調的指控、戲劇性的媒體風波，以及正式的委員會聽證，最終導致問責逐漸消失，毫無後果。

喪盡天良的貪腐

自2022年以來，防洪工程貪腐損失估計已超過5,450億披索。據前財政部長、現任行政秘書拉爾夫·雷克托（Ralph Recto）表示，自2023年以來，潛在貪腐損失可能已使菲律賓政府損失高達1,185億披索。此外，有報導指出，數十萬人參與抗議，要求追究責任，此前有證詞指稱防洪合約存在25%的回扣。

政府表示態度認真，已有待執行的逮捕令、凍結令、稅務案件，並備妥新的羈押設施以關押涉案的公職人員。總統費迪南德「小邦邦」馬科斯（Ferdinand "Bongbong" Marcos, Jr.）誓言即便是權貴人士也不會倖免。

公眾對調查的不耐煩是合理的。首先，若調查範圍僅限於承包商、地區工程師、象徵性的政治人物及基層人員，則意味著這是一種遏制策略，而非真正的問責。為確保全面結果，調查必須追蹤資金流向，包括預算插入款項、實際受益人身份、不明財富、境外房產結構，以及上市公司關聯。

就目前的調查而言，與羅慕亞德斯相關的企業實體——例如Marcventures Holdings、Bright Kindle Resources & Investments及Prime Media Holdings——有必要接受監管審查，不是為了尋找直接違法的證據，而是要檢視政治關聯企業生態系統中的潛在非法所得。此舉旨在追蹤資金是否遭到洗錢、投資，或是根本不存在於這些網絡之中。

Marcventures是這一企業群中財務規模最大的一家。其2025年營收達到27.1億披索，較前一年的17.2億披索增加了，淨利潤更從1.181億披索大幅躍升至4.711億披索。這是一個巨大的進步，或許僅源於採礦業績改善、價格上漲或出貨量增加。

但在法證工作中，利潤的快速擴張需要進行現金流測試。利潤是否已轉化為現金？應收帳款的增速是否快於銷售增速？是否存在需要解釋的管理費用、預付款、股息或關聯方資金流動？

Bright Kindle則是另一回事。公開報導顯示該公司由羅慕亞德斯主導，其財務狀況顯示它更像是一個投資工具，而非實際的營運公司。法證問題不在於償債能力，而在於盈利質量：若營業收入匱乏，利潤從何而來？利潤是否具有持續性、是否以現金形式呈現，還是源於估值變動和投資收益？控股公司以持股為目的本身並無可疑之處，但當一名政治高風險人士因涉嫌掠奪公款而接受審查時，擁有非營業性收入的企業便成為監管審查的正當對象。

在此背景下，Prime Media代表著經濟規模較小、但政治敏感度更高的第三層。其公開披露顯示營業規模有限，且公開報導已將其與羅慕亞德斯旗下控股公司RYM Business Management Corp.聯繫起來。

Prime Media的價值不僅僅取決於盈利，更在於其平台、影響力及進入公開市場的管道。這一區別至關重要。例如，在聲譽風險分析中，一家具有政治曝光度的小型營運公司，其重要性可能遠超其損益表所呈現的。

接連辭職引發警覺

最新一波的高管人事異動加深了外界的憂慮。Prime Media披露其數據隱私兼合規主任及風險管理主任雙雙請辭，由埃默森·保利諾（Emerson Paulino）自2026年4月14日起同時接任兩職。Bright Kindle同樣報告律師羅梅爾·卡西普（Atty. Rommel Casipe）（數據隱私兼合規）及戴爾·通科（Dale Tongco）（風險管理）相繼離職，而保利諾再次出現於風險管理、合規、數據隱私及實際受益人申報文件之中。至4月21日，Marcventures亦提交了自身的高管變動披露——完成了一個職位交叉重疊的任命模式，在治理壓力之下引發了新的質疑。

這些情況本身並不構成恐慌的證據。高管會辭職，董事會會重組，合規職能也會整合。但在此情形下，時機至關重要。在一場涉及掠奪公款、貪污、賄賂及洗錢的調查進行之際，相關或相互重疊的企業網絡中出現合規、風險及數據隱私主任的變動，引發了正當的治理問題：誰在此前掌控相關記錄？誰在現在掌控？這些變動是否在調查升級之前已有計畫？監管機構是否獲得了充分的通報？內部審計文件、實際受益人記錄及關聯方帳目是否已妥善保存？

這正是監管機構必須保持精準的地方。

證券交易委員會（SEC）應避免不分青紅皂白地展開調查。相反，其必須聚焦於有針對性的公司治理評估，包括信息披露的充分性、受益人身份識別、關聯方交易，以及重要高管變動，尤其是針對具有政治關聯的上市公司。

與此同時，反洗錢委員會（AMLC）必須嚴格專注於追蹤有形的金融證據，例如銀行交易、房產收購、境外帳戶及不明財富。

房產問題使此事無法迴避。Rappler報導了與羅慕亞德斯相關的數百萬披索房產，包括西班牙索托格蘭德（Sotogrande）一棟價值約4.45億披索的豪宅。後續報導亦將馬來西亞股東與這處價值數百萬歐元的西班牙房產相連繫。羅慕亞德斯可以就相關報導提出異議，並釐清所有權鏈條。但無法解釋或結構複雜的境外房產，正是調查人員需要對照申報收入、資產負債淨值申報表（SALN）、商業利益及合法資金來源加以核查的資產類型。

閱讀關於羅慕亞德斯西班牙房產的兩篇調查報導系列：

• 價值數百萬歐元的西班牙房產與羅慕亞德斯的關聯
• 馬來西亞股東浮現於羅慕亞德斯相關的數百萬歐元西班牙房產中

閱讀其他有關羅慕亞德斯房產的報導：

• 馬丁·羅慕亞德斯以僅1美元將1.3億披索美國房產轉讓予公司
• 馬丁·羅慕亞德斯的關聯人以16.7億披索購入富比世公園（Forbes Park）豪宅
• 目擊者：迪斯卡亞（Discaya）曾翻新羅慕亞德斯的富比世公園豪宅

僅憑公眾憤慨無法實現正義。必要的做法是對資金鏈進行全面的端對端追蹤——將項目資金連結至承包商，將承包商連結至政治中間人，再將中間人連結至資產，最終連結至申報財富——直至企業實體與資金流動在可核實的層面上吻合為止。

在此背景下，羅慕亞德斯的辯護並非毫無依據。國家預算畢竟是涉及行政部門、眾議院、參議院及執行機構的集體程序。這一事實駁斥了任何將單一議長「掌控」整個體制的簡單說法。但這並不能解決更為精確的法證問題：羅慕亞德斯、其關聯人士或任何相關結構，是否直接從特定的預算插入款項、資金撥付、合約或回扣流動中獲益。

這如今是國家的舉證責任，不僅為了平息公眾憤怒，更是為了證明或否定財富的不當獲取。菲律賓人民曾多次目睹這樣的劇情：醜聞規模龐大，證據零散，涉案者名聲顯赫，而時間成為最有效的辯護工具。打破這一循環的唯一方式，是以專業的超然態度追蹤資金去向。若調查結果為羅慕亞德斯及其公司洗脫嫌疑，該結論應受到尊重。否則，法律應不顧姓氏、職位或與權力的親疏遠近，依法推進。

防洪醜聞起源於一場基礎設施的失敗，如今已演變為對菲律賓民主的資產負債表考驗。問題不再是政府能否識別幽靈工程，而是它能否審計那些仍在運作的體制。——Rappl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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